文深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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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筆記29/12，戰場

今天要跟進高鐵事故調查報告，想採訪鐵道部。編輯找來一個電話，對方一個女聲。聽說要採訪，立即換了個調子，公事公辦的臉孔好像硬的從電話那頭板過來。說要傳真發提綱，剩下的時間全部花在糾結到底有沒有採訪許可這件事情上了。只是短短的5分鐘電話，我打完之後胸悶的不行，好像剛跟人打了一架還打輸了。採訪許可這個東西真是個奇怪的發明，知情權難道需要知請許可嗎？我想起我幾次在公證處，使領館，警察局辦事的經歷。公權力有著一套極為順理成章且想當然的龐大官僚價值體系，並不是為程式正義而設，緊緊是為了造成簡單的資訊不對稱，把大多數人的耐心和時間耗光。“為什麼你沒有辦成這個事情？”“因為實在太麻煩。”進一步想，這就是權力尋租的條件了。如果我今天要做的不是採訪這樣沒有油水的事情，而是申請做個審批，那麼下一步我大概應該考慮怎麼“熱絡”一下這位辦事的公務員好讓我的事情辦得更快更順一些。這都是些題外話。虧得編輯厲害，後來還是採訪到了要採訪的人。而所有的採訪，完全是短兵相接的攻防戰--並不一定是我和被採訪者有意見上的分歧，而是我的眼睛和真相之間，總是隔著一層薄霧。這層薄霧看得見摸不著，好像在那裡，你走近了它卻退了，卻總擋著你。有的時候，這是官僚程式和權力部門的不作為；有的時候，這是被侵害者的激烈情緒；有的時候，這是被採訪者的選擇性表達；有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我自己的偏見和偏執。然而新聞實在是每天都要短兵相接的戰場，永遠都是真相，現場，當事人。

2011年12月16日

今天採訪了一個抑鬱症患者。醫院建議他一邊工作一邊治療，他也強調自己只是輕度症狀，原本已經恢復。結果在住院期間，連續遭到電擊。

“綁在床上，6、7個男女壓住我，防止我抽搐會骨折。然後他們在我的口腔內、太陽穴上接上電極，只一秒，就完全昏過去了”

這段經歷成為了他接下來三年的噩夢。

是這樣一種“瘋人船”，我們把一切行為異常的“瘋子”扔上這條船，讓他們遠離“正常人”的大陸，越遠越好。恐懼來源於這樣一種揮之不去的假設“如果有一天我變成了他們的一分子會怎麼辦？”史鐵生在他的《務虛筆記》裡描繪了這樣一種“叛徒情境”:

“疼痛、死亡、屈辱、殃及无辜的亲人、被扯碎的血肉和心魂……人们深知这处境的可怕，就创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惩罚——“叛徒”，来警告已经掉进了那可怕处境中的人，警告他不要殃及我们，不要把我们也带进那可怕的处境。”

人們習慣把精神病院的所有病人，不管你是什麼症狀，你因為什麼原因在那裡，都拋上這條“瘋人船”，並電擊他們，好讓“他們”離“我們”遠一些。這是不是因為“我們”正在警告“他們”：拜託，請離開，永遠不要回來，我們拋棄你們，是因為我們不想成為你們。

我无法写任何严肃的主题，我的工作充满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廉价仪式，而我的个人生活则充满了一个没有信仰者的全部问题。

照片上微笑的儿童代表了“天真”和“纯洁”，儿子葬礼上的母亲代表了“悲伤”，房子和汽车代表了“财富”，念名字的先后顺序代表了“地位”。低沉的音乐提醒我们应该流泪，欢宴提醒我们应该快乐。一天早晨醒来，我发现身边到处是这样太过容易猜出答案的谜语，令人扫兴的笑话以及喝了以后会失明的酒精。

我看不到任何真实性的存在，我只能发自内心地赞美人类以自己无可阻挡的本能天赋去追求饮食、住所以及交媾繁衍。我们总是需要被提醒，被儿童的微笑提醒纯真的可贵，被母亲的眼泪提醒悲伤的不可避免，被地产商的广告提醒财富的稀少。

在剧院里，我们被提醒“共鸣”，需要靠音乐共鸣出眼泪，需要靠演员来共鸣出悲伤或者喜悦。这只是单纯的模仿，我们看到一个人哭便哭，看到一个人笑便笑，如同很小的孩童一样。就像简单的色情片通过演员的交媾来激发观众的欲望，这只是激发了观众去模仿演员而已。

· 我有三卷乐凯胶卷，就是上中学的时候还卖8块一卷的那种。

大一的时候花600块钱在崇文门买了一个白色的LOMO。我在晚上10点以后在不大的校园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拍一些床单和海报。我通常用红色的色片遮住闪光灯，然后拍那些千篇一律的向学校统一购买的蓝白相间的床单。有一天照片洗出来，血红的床单显得很色情。

夏天里的杭州每天都和昨天的北京一样热。我记得我那天穿了一件汗津津的衬衫骑着我妈的自行车带了一个姑娘，我一只手把着车一只手拿着那只白色的大部分时间在修理状态的LOMO拍照。然后后面一辆电动摩托车撞了上来，我们掉在了地上。那辆电动车也没停，就这么跑远了。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用自行车载女孩。那天晚上一共拍了三卷胶卷，三卷乐凯胶卷，就是上中学的时候还卖8块一卷的那种。我从学校北门的文印店买来的时候大概是10块钱一卷。

我一直带着这三卷胶卷，甚至待着他们从北京的一头挪到另一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丢掉了大部分我不认识的人的名片。我却从来没有冲印过这些胶卷。我一直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拍到了什么，也不太想知道。LOMO经常拍出废片，也有意想不到的图片效果，就像薛定谔的那只猫，我的那三卷胶卷，即可以当作是空白，又可以当作是世界的一切景象。他们是一个年轻人在燥热夏夜的荷尔蒙，他们是我在女朋友面前出丑的尴尬，他们是那天晚上看的电影，他们是那个女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梦中不断变化的脸和她难看的灰色毛衣。

“我妈突然推门进来，拿给我一个照相店的信封，里面是那三卷胶卷冲洗出来的相片。我看到自己在照片里跚跚学步，戴着外公那顶志愿军的大盖帽。我看到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它永远不会被该死的电动摩托车撞倒，它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它有四个轮子。单独一个信封装着我和那个女孩的照片，她总是闭着眼睛，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准备好。照片大部分的场景都像80年代的恋人第一次在公园里见面，羞涩，惊慌，和鲜花以及植物合影，不怎么好看，人都一眼看的到底”

“都春天了，她还穿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我有点失望，这胶卷里的内容不该只是这个样子。妈妈推门进来，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相片放在桌上。它们刚被从三卷乐凯胶卷里面释放出来，就是上中学的时候还卖8块一卷的那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玩爸爸的海鸥相机，一卷胶卷通常只能洗出来10张能看的照片，所以我只会买最便宜的胶卷。”

如今我躺在朝阳门某处民居顶楼的床上，薄薄的窗帘挡不住北京夏天过早的阳光。那三卷胶卷，还躺在我的抽屉里。36张一卷，3卷108张。它们就是全世界。